自赤乌年间改元以来，孙权似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。最初，他通过发布一封罪己诏平息了吕壹案件的风波合法配资平台排名，稳住了朝中士族的情绪。紧接着，曹魏征服辽东后，孙权派遣部队出征，收获了不少战利品，多少挽回了一些失去的颜面。此后，他又成功镇压了波及荆南和交州多郡的廖式之乱，东吴国内局势趋于平稳，重新恢复了平静。这一系列的政绩为孙权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，也为其重新燃起了对外征伐的野心。
在这一大背景下，孙权开始着眼于北伐。彼时，曹魏政权内部尚未稳定。曹芳继位不久，曹爽与司马懿的辅政格局便发生了剧烈变化。虽然司马懿被尊为太傅，但实际上他被逐渐边缘化，陷入了朝堂的孤立。孙权深知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，便准备借此时机发起北伐，挑战曹魏的霸权。
了解到孙权的意图后，时任零陵太守的殷礼主动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计划。殷礼曾随张温出使过蜀汉，并与诸葛亮有过接触，得到了诸葛亮的赞誉。诸葛亮一贯主张吴蜀联手对抗曹魏，因此殷礼深受其影响，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四路进攻战略：西线由蜀汉军队进攻陇右与关中；荆州由诸葛瑾与朱然攻打襄阳；扬州由陆逊与朱桓进攻寿春；而孙权则亲自统领东线进攻青徐一带。
展开剩余75%在殷礼看来，若要取得北伐的胜利，必须全力以赴，绝不能在局部战场上小打小闹，只有通过全面的动员与猛烈的攻击，才能重创魏军，迫使其分兵应战，最终土崩瓦解。然而，殷礼的策略虽有其道理，却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因素。首先，蜀汉是否会全力支持这一战略并不确定，其次，全面动员可能会引发国内士族的强烈反感，尤其是那些主张德政的士大夫阶层。毕竟，这样的动员将大大压榨民力，可能招致民众的不满。孙权刚刚与士族达成了和解，若此时过度征调民力，无疑会再度激化矛盾，影响国内的稳定。再者，若北伐失败，孙权的威望将难以挽回，这也是他不敢轻易冒险的原因之一。
此外，殷礼曾是张温一党的成员，虽然他未受到张温案的牵连，但孙权心中对他还是有些成见，因此并未采纳殷礼的建议。而蜀汉方面也显然不愿意与东吴进行联合进攻，最终导致了孙权修改了原本的战略计划，虽然依旧设定了四路进攻，但实际操作中，进攻方向发生了改变。诸葛恪进攻六安，全琮攻寿春，朱然攻襄樊，而诸葛瑾则进攻柤中。
在这一修改后的四路进攻计划中，东线的战略有了明显的调整。首先，孙权针对曹魏在合肥新城的建设做出了应对策略。由于新城远离水源，水军无法发挥重要作用，东吴水军可以轻松地绕过合肥，继续向寿春推进。而这一决策的背后，有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：原扬州都督满宠被召回洛阳，取而代之的是王凌。虽然王凌并非满宠的对手，但他也足够强硬，孙权认为此时攻打寿春是一个良机。
另一方面，进攻庐江郡六安的路线也有其特殊战略意义。此地虽为魏吴争夺的前线，但魏军在此地的驻防较为薄弱。早在嘉禾二年，孙权便派遣全琮进攻过六安，虽然当时由于撤退过于仓促，未能取得显著战果，但这块土地一直是东吴的“财富来源”。而全琮与朱桓两次征战六安，虽然未能占领，但也没有白白浪费每一次机会。最重要的是，诸葛恪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将领，此次负责六安的进攻，预计将会取得不小的战果。
然而，东吴的北伐并未如预期那般顺利。特别是寿春的战役，原本计划出其不意、一举攻破，但由于王凌急于反击，虽然孙权的部队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，魏军的迅速反应和孙权军队的疲惫不堪使得战斗最终以失败告终。虽然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但从战略目标来看，这次进攻失败已经注定。
此外，西线的战局更为复杂。在荆襄地区，魏吴双方采取了收缩防御策略，使得东吴军队即使推进速度较快，却也始终未能击败坚守阵地的魏军。诸葛瑾进攻柤中的行动，也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虽然成功打击了当地的劫掠目标，但并未对主力部队形成实质性威胁。
经过数月的拉锯，东吴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。即便曹魏方面也面临着一系列内部困境，但孙权在这场北伐中并未能够改变两国力量均势的局面。最终，东吴的雄心壮志被浇了一盆冷水。此时，魏吴两国实力几乎相当，谁发动进攻，谁便容易陷入困境。正如当年曹丕失败一样，孙权的北伐终究没有能够一举扭转局势。
与此同时，东吴朝堂内的动荡也开始显现，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，让原本暗流涌动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，东吴政权的未来更加不可预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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